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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显然是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不适应现代文明发展和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需要，是一种应该抛弃的文化。[15]杨庆堃：《儒家思想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功能关系》，载杨联生等著：《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339页。
关于近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认识是由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详细讨论可参阅金光耀：《中国的民族主义》，载《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173-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大同、小康，如佛教之大乘、小乘，因说法有权实之分，故立义往往相反。[14] 《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载苏舆编：《翼教丛编》，16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因为每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适应方式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这种调整与适应也就各不相同，出现了多样化的形态，也就构成了所谓多重现代性的局面。[13] 《戊戌变法》第358页。
我们有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传统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认识是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一方面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唯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不容置疑，虽然周边一些民族始终对它构成某种程度的军事威胁，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统治中国，除非他们接受中国的文化。比方说守成主义者希望保持原有的认同，激进者则希望以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作为新的认同基点，而折衷者则试图调和这两者的立场，如此这般的左右为难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将儒家之教化看做完全与神道无涉，并不符合实际，儒家传统是兼及人道和神道的复合体系，或者说，包含有现代意义上的信仰和知识。
他还批评民国之后的教育并没有学到西方好的一面。趁方今旧学士夫诸生遍于全国，及今令人人入会，计必景从。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深浅，并非强归一致。金观涛等学者认为，在近代国家观念传入之后，中国人认识到国家为一道德共同体观念是可以和儒家伦理分离的。
--------------------------------------------------------------------------------注释：① 有关民国初年修订宪法期间关于定孔教为国教的争论的具体描述可参见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188－19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0]《宪法规定国教问题之舌战》，《申报》，1913－10－03。
因此，康有为的孔教活动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活动，而非单纯的宗教活动。因为注意到教育和教化之间的差别，所以他主张这两者之间不但在词义上要加以分辨，而且在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也要有所区隔。他又将教分为崇行之教和德艺之教。极之由小学改业者，亦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方足以定其心性，正其本原。
[7](P337)康有为对前景十分乐观，认为先在各省会推行，不出半年，各郡县就会遍布孔教会了。看上去，改革教育体系似乎并不直接冲击中国的信仰体系，所以，在戊戌变法的所有改革方案中，关于设立大学堂和官书局这样的措施，受到的阻力最小。而在清末新政的所有措施中，真正得到落实的就是1905年对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康有为认为，孔教会更容易推行的原因，除了比政党相对安全之外，主要是可以利用那些被新的社会所边缘化的传统士绅群体。
若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上法三代，旁采西例，责令民人子弟年至六岁者，皆必入小学读书，而教之图算、器艺、语言、文字。始则为人道学，近数十年来则为国民学，终则为物质学。
一方面，他想让儒家宗教化，以儒教的马丁·路德自任。这种说法忽略了康有为为儒学容纳现代科学所做的努力。
这个道学科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宣讲孔子教义改变风俗人心日渐衰败的状况。但是，因为孔教国教化的失败，因此，学校读经成为一个他必须坚持的立场。若此，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适当新定宪法之时，则不得不明著条文，定孔教为国教，然后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他认为，儒家思想正是通过教化的作用来建立社会秩序（人道）的。相对比较熟悉西方宗教特征的康有为虽然在戊戌变法之后流亡在外，但他并没有停止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中国的一些人因为孔子不谈论神而否认孔子是教主，主要是受了日文误用汉字的影响。他要在日趋理性化的时代，按西方教会的方式创设孔教，似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但是，反对的声音依然强劲，一份反对立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认为，孔教国教化可能会造成如下恶果：（甲）激起宗教之纷争。于是，他们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
在他看来，孔子是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而不是宗教家，所以保孔教则成为无目标的运动。以臣广东论之，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
对于崇尚道德，他认为建立宗教是最可依赖的途径，因此，康有为延续他的孔教设计，并谋求在新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内为儒家寻求制度性保护，即希望通过立法途径将孔教定为国教。引言1893年，中国驻美公使彭光誉在参加于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时，极力想说明儒教的教与作为religion的汉译的宗教的差别。[12]艾知命：《上国务院暨参众两院信教自由不立国教请愿书》，载沈云龙编：《民国经世文编（交通、宗教、道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社会上在积极响应孔教会的请愿书的同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不仅有政界和知识界的，也有宗教界的，其中议员何雯等对定孔教为国教的反驳最为详备，理由是：（一）中国非宗教国。
1891年，他在与朱一新的系列讨论中就提到传教的想法。吾国自古奉孔教为国教，亦自古许人信教自由，二者皆不成文之宪法，行之数千年，何尝互相抵触乎？今日著于宪法，不过以久成之事实，见诸条文耳。
康有为对儒家所做的新的理解招致了各方面的批评，首先是来自儒家内部的批评，比如古文经学系统，肯定不能接受康有为基于今文经学的改制、教主的说法。[14](P54)从关于是否立孔教为国教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和陈焕章所主张的国教并没有提出以儒家利益垄断国家仪式的具体主张，主要的精力一直在应付国教和信仰自由的关系问题。
这个结果与康有为、陈焕章的期待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康有为提出中西会通，就是要给西式学堂争取生存空间。
[4](P325)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开始系统地提出他的变革设想，并通过替别人写奏折和委托别人递奏折的方式向光绪皇帝陈述其改变中国落后现状、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张，而如何维护儒家思想的地位是其所有设计的关键点。与信教自由的宗旨不符合。[13]金观涛等：《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康有为对民国之后的教育状况相当不满，主要是因为儒家教育无法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得到落实。
康有为将他自己不能获得总教习的原因归咎于人们的政治角力，说到底，其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对待西学和经学的态度。他的一个设想是将正科与经济岁试合并：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附以掌故。
[12](P5144)对康有为和陈焕章而言，这次修宪结果似乎离他们的目标更远了。因此，梁启超说康有为力图成为儒教的马丁·路德。
然而，学校建立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在新式学堂中儒家经典该如何安置呢？张之洞主张在大学里设立富有特色的经学科，因为这关系到中国人的信仰的存续问题。中国的历史人物中创立道教的张道陵等人才可以以宗教家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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